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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能成功领着我一起去死。
  据说后来情绪失控的从绪被一众来探病朋友和护工强行带走了,被诊断为抑郁症复发,去了别的地方接受治疗。那之后所有人都一致觉得我们的状态不适宜再见面。
  很久以后,身心逐渐恢复的我也不想见她。我只会逃。
  于是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现在的我举目无亲,母亲得之我孤伶伶一个人病着,难得大发善心过来照顾我了一阵子。我给了她一些钱。谁知她泫然欲泣的模样,说对不起我。
  她说:“妈妈不是为了钱才来的,不要这么想我..小黑。”
  我出院之后,政府的管控已经明目张胆的超出了此前疫情的医学范畴。集权体制日益紧缩,这个国家像一个蒸汽翻滚的大锅,有些上层人们像濒死的鱼虾一般,抓住锅盖盖上的最后间隙向外跳。
  盖子一旦盖上,剩下的,就是一片强制的死气沉沉。
  那天我走在牌楼大街去买饭,北市的空气浑浊,买完拎着袋子过了转角就是晨昏交界。沿街小店,新开的,老牌的,关的关,锁的锁。这座城市遭受几年疫情与苛政的折磨,已经失去了生气。
  于是我觉得该走了。
  伏明义死的时候我死了一半。记忆中的从绪死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彻底死亡。连同这座我曾经热爱的城市一齐溃烂。
  出国前赵一锦说要送送我,我们喝得不省人事。她哭得如丧考妣,我笑着拍她,我说:“姐,你哭什么呀。是不想我走吗?”
  她说,“你懂什么呀。”
  “哟,怎么了?你也像我一样被甩啦?”我问:“话说一直听你说你的那个她她她的,但也没见过,藏的这么好。现在我都要走了,和我说说呗。”赵一锦之前每次提到她就只是带一下,从不向深里说。
  她低头趴在桌子上,醉眼里有些伤感,“哦,她呀...”
  “我跟她五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
  后来她醉倒走不动路了,有人来接她。我开门时意外地发现来的人是董蕴。
  我醉得迷糊,但似乎恍然了。
  董蕴俯身搂着她,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赵一锦抬手推了推她让她走开。她沉了沉眼眸,说:“乖,回去了。”然后将醉得一塌糊涂的赵一锦扶到车里。踏进车门之前,她回头深长地望了我一眼。我心领神会的点点头,让她放心。
  目送那辆昂贵的车远去,然后我又离开了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