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 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后来我想，如果不是我的矜持，也许情况会完全不同，也许我可以牢牢地把我亲爱的“蝈蝈”抓在手心里，而不是让他像一枚硬币，安静地藏在我格子衬衣的胸兜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口袋破了，他就像那枚硬币，悄然滑落。等我意识到那枚硬币已经不在胸前，仓惶返身寻找，我一路走来的那条小径，已是遍地落叶萧瑟；落叶的尽头，天空飘起了白雪，恍然回首，四野苍茫，发已如雪。
与“蝈蝈”长谈的第二天，我兴高采烈地去了景星街花鸟市场。
那天阳光灿烂，走在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快乐无比。
一群被导游领来的四川人叽叽喳喳，听他们的口音，像是成都人，这让我莫名地涌起了某种亲切感。就是在成都，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亲爱的“蝈蝈”。
我看到一对洋人夫妇领着五个孩子，大孩子牵着小孩子，欢欣鼓舞地徜徉在鸟鸣花香狗吠之中。
我想如果可能，我要为我亲爱的“蝈蝈”生下一大堆孩子，我想要一套有花园的小楼，我想和他坐在屋檐下前的木头椅子上，我们端着茶，或者咖啡，看我们的孩子，看他们像一群快乐的小狗般嘻戏。
那是2014年的6月，中国很多省份已经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我是独生子，我想他也是吧，我至少可以给他生两个孩子。最好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呢，就让他体魄健壮地成长，长大了像他的父亲一样去打仗；女孩呢，就让她温柔美丽像水仙花儿一样，我不会让她上大学，我要亲自教她识字，教她念唐诗宋词，我要请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从小就教她弹钢琴，我要和我的女儿一起，慢慢长大……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花了600多块钱给“蝈蝈”买了一个纯铜的zippo打火机，据说是“二战纪念版”，我猜他一定会喜欢。
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二战时，一个美国大兵把zippo打火机装在胸兜里，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他却没有死，原来是那个zippo打火机替他挡住了子弹。
这个故事，让我感到满心温暖。我想，把打火机送给“蝈蝈”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讲这个故事。
“我就是你的zippo打火机，我希望你把我装在胸兜里，我相信，我会挡住射向你胸膛的那颗子弹……”我会这样对他说吗？
我会的。
我满心柔情蜜意，我很想打个电话，约“蝈蝈”共进晚餐，我是那么迫切地想要再次见到他，我要确证刚刚逝去的那个夜晚，湖边的茶室，“小二”，夜空中，湖水里，若隐若现的星光，他的手，他的外套，淡淡的烟草味道，究竟是梦是醒，是真是幻？
要命的矜持使我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我以为，他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的。
虽然我做过小姐，当过妓 女，可是我不做妓 女已经很久了，我不但找回了灵魂的底线，我想我也早已找回身体的底线。我相信自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女孩，宣传处的那些年轻干部见了我一面，就打电话约我吃饭喝茶，“蝈蝈”和他们，究竟能有什么不同？
没什么大不同，我想，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
我相信他会给我打电话。
可是他没打。
就这样又过了一天，他还是没有给我打电话。
第三天是6月27日，星期五。
那个黄澄澄的zippo打火机揣在我的兜里，已经被我的体温捂热了。
我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写一篇无关痛痒的新闻稿，编辑给我留了四百字的版面。
我心不在焉，一个字也敲打不出来。
我把那个打火机拿出来把玩，主任突然走进来，我吓了一跳，赶紧把打火机藏起来。
主任奇奇怪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终于忍不住，给“蝈蝈”发了一条短信息：“在干嘛呢？”
“蝈蝈”不用qq、不用微信、不用一切社交软件，他说这是他们的纪律。
“蝈蝈”的短信很快回了过来：“等着开会。”
我说：“晚上一起吃饭，你还没有给我讲故事呢？”
他飞快地回了一条短信：“今天恐怕不行。可能会开很长时间。”
我说：“我等你。”
他说：“不用等了。马上开会了，我要关手机了。”
我拇指如飞地编辑短信：“会散了给我打电话啊！”
我等了5分钟，感觉就像一百年那样漫长，“蝈蝈”没有再回我的短信。
我气咻咻地拨他的手机，一成不变的机器女声提示：“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
后来我才知道，“蝈蝈”他们一旦开会研究案情，所有与会者不仅要关闭手机，而且要把手机锁进一个可以隔绝一切信号的小铁箱。
我好不容易糊弄完了那篇四百字的新闻稿，下班了，我站在报社大门口，看着一辆接一辆的汽车蜗牛一般在丹霞路上蠕动。我再次拨“蝈蝈”的手机，传来的仍然是对方关机的提示音。我感到自己的心仿佛也被蠕动的汽车塞得慢慢的，塞满了尾气，让我头晕目眩。
那天晚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拨打他的手机，永远是：“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
我想，我永远打不通他的手机了。
我没有吃东西，我昏昏沉沉地睡去。我突然惊醒，我伸手去摸那个zippo打火机。我吃了一惊，那个打火机竟然不在我的口袋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几乎想都没想，就跳起来冲出了房门。
我想，我一定是把打火机遗失在办公室了。
我像个疯子，冲进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有几个同事还在昏昏欲睡地加班。有人漠然地抬头看我一眼，有人目不转晴地盯着电脑屏幕。我拉开搁键盘的小抽屉，一眼就看到了我的打火机。
我像抢夺财宝的强盗一般，一把将打火机抓住，紧紧地握在手心里。
我捏着打火机冲出了办公室。这一次，我可以感觉到，所有的同事都抬起了头，每一个人都迷惑不解地盯着我的后背我飘飘的长发。
我狂乱的心跳渐渐平息。
我想，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找到了打火机，明天我就能找到你。
那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我把手机开着，放在枕边，我以为你一定会给我一个电话，至少给我一条短信息。
可是没有。
那一夜，我想写诗，题目就叫，我的手机为你24小时开机。
我迷迷糊糊地做了很多梦，清晨醒来，却一个都记不住。
我仔细地检查了自己的口袋，确认自已带上了那个失而复得的打火机。
接下来是星期六，然后是星期天。
我想跑到边防总队的大门口，隔着马路，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碰上他。
算了吧，我怕碰上熟人。
6月30日，星期一，我披头散发去上班，宛若大病一场。我接到电话，省公安厅禁毒局约我去采访，他们最近办了一个大案，一次查了两百多公斤海 洛因。我去了以后才发现，这是省厅禁毒局召开的一个媒体见面会。同城几十家媒体的记者都到场，大家拿到的都是同样的，统一了口径的打印材料，以及刻在一张光盘上的，一模一样的照片。
我知道就凭这些材料写出来的稿子肯定交不了差。我咬牙切齿地祈祷冗长的领导讲话快快结束，我必须采访到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才能抓住一条所谓的“活鱼”。
会后我顺利地堵住了一位姓王的处长，是以前在一起吃过饭喝过酒的。他愿意有限度地给我提供一些“内幕”，但是他不愿意让到他的办公室谈，理由是，他不想给同事造成单独与媒体接触的印象。
我只好耐着性子等他下班。其间，我坐在滇池路边的一个茶室里，用笔记本电脑写了一篇大约300字的消息，通过wifi把稿子发给了主任。我给主任打了电话，向他承诺，更好的稿子还在后面，因为禁毒局的一位处长已经答应了我接受采访。其间，我数次拨打“蝈蝈”的电话，“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变成了“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我的心悬了起来。
我心烦意乱，无所事事地在笔记本电脑上玩“扫雷”，每一次，我都被地雷炸死。我的心情越发灰暗，总想着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王处总算下班了，约了个地方一起吃饭，一边吃一边聊。这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事实上这个案子与他关系甚微，可他总能变着法子把自己扯到案子里去。他暗示我，他本人的经历便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故事。我捉摸着我需要的新闻素材已经差不多了，就想尽快结束这场他一个人独白的枯燥饭局。
我莫名其妙地就提到了“蝈蝈”的名字，问他认不认识？
王处翻了翻白眼，很肯定地说不认识。
我提到了“四哥”那个案子，处长又翻了翻白眼，说有点印象，是个小案子。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反问道：“只是个小案子吗？我记得，当时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还做了新闻专题……”
王处不无讥讽地说：“边防搞宣传很厉害，屁大点个小案子都能宣传得惊天动地，屁大点个小人物都能塑造成惊天动地的大英雄……”
渐渐地，我的眼中只剩下了王处那张不停开合的黑洞洞的大嘴，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抓起菜碗里最肥的一块猪肉塞到那个黑洞里去。当然我不会这样做，我只是耐心地等待饭局结束，然后礼貌地向他表示感谢。
王处意犹未尽，邀我饭后去喝茶，一边喝一边继续聊，我委婉地拒绝了，我说我得赶回去写稿子，否则就赶不上明天的版面了。
王处肯定很失望。
王处提出驾车送我回家，我同样拒绝了。我告诉他，我不回家，我要去报社。
看得出来，王处真的很失望。
我在心里发誓，永远不再和这个处长见面，因为他竟然没有听说过“蝈蝈”的名字，竟然说我心爱的“蝈蝈”不过是“屁大点的小人物”！
不知道什么时候口袋破了，他就像那枚硬币，悄然滑落。等我意识到那枚硬币已经不在胸前，仓惶返身寻找，我一路走来的那条小径，已是遍地落叶萧瑟；落叶的尽头，天空飘起了白雪，恍然回首，四野苍茫，发已如雪。
与“蝈蝈”长谈的第二天，我兴高采烈地去了景星街花鸟市场。
那天阳光灿烂，走在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快乐无比。
一群被导游领来的四川人叽叽喳喳，听他们的口音，像是成都人，这让我莫名地涌起了某种亲切感。就是在成都，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亲爱的“蝈蝈”。
我看到一对洋人夫妇领着五个孩子，大孩子牵着小孩子，欢欣鼓舞地徜徉在鸟鸣花香狗吠之中。
我想如果可能，我要为我亲爱的“蝈蝈”生下一大堆孩子，我想要一套有花园的小楼，我想和他坐在屋檐下前的木头椅子上，我们端着茶，或者咖啡，看我们的孩子，看他们像一群快乐的小狗般嘻戏。
那是2014年的6月，中国很多省份已经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我是独生子，我想他也是吧，我至少可以给他生两个孩子。最好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呢，就让他体魄健壮地成长，长大了像他的父亲一样去打仗；女孩呢，就让她温柔美丽像水仙花儿一样，我不会让她上大学，我要亲自教她识字，教她念唐诗宋词，我要请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从小就教她弹钢琴，我要和我的女儿一起，慢慢长大……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花了600多块钱给“蝈蝈”买了一个纯铜的zippo打火机，据说是“二战纪念版”，我猜他一定会喜欢。
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二战时，一个美国大兵把zippo打火机装在胸兜里，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他却没有死，原来是那个zippo打火机替他挡住了子弹。
这个故事，让我感到满心温暖。我想，把打火机送给“蝈蝈”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讲这个故事。
“我就是你的zippo打火机，我希望你把我装在胸兜里，我相信，我会挡住射向你胸膛的那颗子弹……”我会这样对他说吗？
我会的。
我满心柔情蜜意，我很想打个电话，约“蝈蝈”共进晚餐，我是那么迫切地想要再次见到他，我要确证刚刚逝去的那个夜晚，湖边的茶室，“小二”，夜空中，湖水里，若隐若现的星光，他的手，他的外套，淡淡的烟草味道，究竟是梦是醒，是真是幻？
要命的矜持使我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我以为，他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的。
虽然我做过小姐，当过妓 女，可是我不做妓 女已经很久了，我不但找回了灵魂的底线，我想我也早已找回身体的底线。我相信自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女孩，宣传处的那些年轻干部见了我一面，就打电话约我吃饭喝茶，“蝈蝈”和他们，究竟能有什么不同？
没什么大不同，我想，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
我相信他会给我打电话。
可是他没打。
就这样又过了一天，他还是没有给我打电话。
第三天是6月27日，星期五。
那个黄澄澄的zippo打火机揣在我的兜里，已经被我的体温捂热了。
我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写一篇无关痛痒的新闻稿，编辑给我留了四百字的版面。
我心不在焉，一个字也敲打不出来。
我把那个打火机拿出来把玩，主任突然走进来，我吓了一跳，赶紧把打火机藏起来。
主任奇奇怪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终于忍不住，给“蝈蝈”发了一条短信息：“在干嘛呢？”
“蝈蝈”不用qq、不用微信、不用一切社交软件，他说这是他们的纪律。
“蝈蝈”的短信很快回了过来：“等着开会。”
我说：“晚上一起吃饭，你还没有给我讲故事呢？”
他飞快地回了一条短信：“今天恐怕不行。可能会开很长时间。”
我说：“我等你。”
他说：“不用等了。马上开会了，我要关手机了。”
我拇指如飞地编辑短信：“会散了给我打电话啊！”
我等了5分钟，感觉就像一百年那样漫长，“蝈蝈”没有再回我的短信。
我气咻咻地拨他的手机，一成不变的机器女声提示：“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
后来我才知道，“蝈蝈”他们一旦开会研究案情，所有与会者不仅要关闭手机，而且要把手机锁进一个可以隔绝一切信号的小铁箱。
我好不容易糊弄完了那篇四百字的新闻稿，下班了，我站在报社大门口，看着一辆接一辆的汽车蜗牛一般在丹霞路上蠕动。我再次拨“蝈蝈”的手机，传来的仍然是对方关机的提示音。我感到自己的心仿佛也被蠕动的汽车塞得慢慢的，塞满了尾气，让我头晕目眩。
那天晚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拨打他的手机，永远是：“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
我想，我永远打不通他的手机了。
我没有吃东西，我昏昏沉沉地睡去。我突然惊醒，我伸手去摸那个zippo打火机。我吃了一惊，那个打火机竟然不在我的口袋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几乎想都没想，就跳起来冲出了房门。
我想，我一定是把打火机遗失在办公室了。
我像个疯子，冲进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有几个同事还在昏昏欲睡地加班。有人漠然地抬头看我一眼，有人目不转晴地盯着电脑屏幕。我拉开搁键盘的小抽屉，一眼就看到了我的打火机。
我像抢夺财宝的强盗一般，一把将打火机抓住，紧紧地握在手心里。
我捏着打火机冲出了办公室。这一次，我可以感觉到，所有的同事都抬起了头，每一个人都迷惑不解地盯着我的后背我飘飘的长发。
我狂乱的心跳渐渐平息。
我想，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找到了打火机，明天我就能找到你。
那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我把手机开着，放在枕边，我以为你一定会给我一个电话，至少给我一条短信息。
可是没有。
那一夜，我想写诗，题目就叫，我的手机为你24小时开机。
我迷迷糊糊地做了很多梦，清晨醒来，却一个都记不住。
我仔细地检查了自己的口袋，确认自已带上了那个失而复得的打火机。
接下来是星期六，然后是星期天。
我想跑到边防总队的大门口，隔着马路，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碰上他。
算了吧，我怕碰上熟人。
6月30日，星期一，我披头散发去上班，宛若大病一场。我接到电话，省公安厅禁毒局约我去采访，他们最近办了一个大案，一次查了两百多公斤海 洛因。我去了以后才发现，这是省厅禁毒局召开的一个媒体见面会。同城几十家媒体的记者都到场，大家拿到的都是同样的，统一了口径的打印材料，以及刻在一张光盘上的，一模一样的照片。
我知道就凭这些材料写出来的稿子肯定交不了差。我咬牙切齿地祈祷冗长的领导讲话快快结束，我必须采访到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才能抓住一条所谓的“活鱼”。
会后我顺利地堵住了一位姓王的处长，是以前在一起吃过饭喝过酒的。他愿意有限度地给我提供一些“内幕”，但是他不愿意让到他的办公室谈，理由是，他不想给同事造成单独与媒体接触的印象。
我只好耐着性子等他下班。其间，我坐在滇池路边的一个茶室里，用笔记本电脑写了一篇大约300字的消息，通过wifi把稿子发给了主任。我给主任打了电话，向他承诺，更好的稿子还在后面，因为禁毒局的一位处长已经答应了我接受采访。其间，我数次拨打“蝈蝈”的电话，“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变成了“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我的心悬了起来。
我心烦意乱，无所事事地在笔记本电脑上玩“扫雷”，每一次，我都被地雷炸死。我的心情越发灰暗，总想着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王处总算下班了，约了个地方一起吃饭，一边吃一边聊。这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事实上这个案子与他关系甚微，可他总能变着法子把自己扯到案子里去。他暗示我，他本人的经历便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故事。我捉摸着我需要的新闻素材已经差不多了，就想尽快结束这场他一个人独白的枯燥饭局。
我莫名其妙地就提到了“蝈蝈”的名字，问他认不认识？
王处翻了翻白眼，很肯定地说不认识。
我提到了“四哥”那个案子，处长又翻了翻白眼，说有点印象，是个小案子。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反问道：“只是个小案子吗？我记得，当时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还做了新闻专题……”
王处不无讥讽地说：“边防搞宣传很厉害，屁大点个小案子都能宣传得惊天动地，屁大点个小人物都能塑造成惊天动地的大英雄……”
渐渐地，我的眼中只剩下了王处那张不停开合的黑洞洞的大嘴，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抓起菜碗里最肥的一块猪肉塞到那个黑洞里去。当然我不会这样做，我只是耐心地等待饭局结束，然后礼貌地向他表示感谢。
王处意犹未尽，邀我饭后去喝茶，一边喝一边继续聊，我委婉地拒绝了，我说我得赶回去写稿子，否则就赶不上明天的版面了。
王处肯定很失望。
王处提出驾车送我回家，我同样拒绝了。我告诉他，我不回家，我要去报社。
看得出来，王处真的很失望。
我在心里发誓，永远不再和这个处长见面，因为他竟然没有听说过“蝈蝈”的名字，竟然说我心爱的“蝈蝈”不过是“屁大点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