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二章 牧浩洋计划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早在二零五三年底，也就是中国军队由守转攻的时候，牧浩洋就第一次提出，应该提前为战争结束做准备，特别是得为战后的全球性重建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显然，这也太高瞻远瞩了。
要知道，直到二零五四年底，中国军队才首次看到了取胜的希望，而在二零五三年底战况依然处于胶着状态。
只是，牧浩洋的提议，并不显得超前。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时黄瀚林肯定也有类似的想法，也肯定与牧浩洋商讨过战后重建的问题。
只是，在二零五三年，做这方面的准备肯定太超前了。
要知道，当时中国军队还在为夺取战略主动权而努力呢，国家产能全部放在军事上，根本不可能为战后重建做准备。
当然，做一些不需要耗费国家力量的事情，也并无不可。
二零五四年，牧浩洋就在战争部下设立了一个负责监管全国工业生产的部门，并且每个月都要做一次产能调查。当时，该部门主要是在为战争服务，即确保军事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杜绝出现产能浪费的现象。只是，该部门没有实际的调控权，只能向国务院的相关部门提供建议。
这个机构，就是后来的“战后重建规划处”。
虽然只是一个处级行政单位，但是其权力却非常大。原因很简单，“牧浩洋计划”的所有具体实施工作都由该处负责，而且不仅仅针对中国，还针对数十个国家，管理着多达上百万亿元的战后重建拨款。更重要的是，该机构还负责规划具体的重建项目，包括向其他国家提供重建资金。
到了二零五五年，牧浩洋已经对战后的重建计划有了较为明确的想法。
当时，他首先提出，除了根据各个盟国在战争期间所做的贡献确定重建援助方案，还应该以建立战后秩序为目的，即根据各个国家在战后新格局中的地位，来规划重建方案，并且以该标准为主。
事实上，这就是“牧浩洋计划”的核心内容。
只是，在二零五五年，能够接受这种提议的人少之又少。
可以说，当时连黄瀚林都认为，牧浩洋的想法太超前了，而且他也不可能在同盟国首脑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重建方案。
当然，还有一些更加严重的问题。
比如，巨额的重建经费从何而来？
要知道，中国是债务国、不是债权国，也就不可能以免除债务的方式，帮助其他国家进行战后重建。如果由中国承担重建经费的话，只会增加中国的债务负担，从而使重建变得毫无意义。
所幸的是，这些问题随后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事实上，正是战后重建问题，最终决定了对美国的占领方式。
当时，牧浩洋提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即这场大战与一百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很大的区别，因此由中国主导的战后重建工作，也肯定与当初的“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显然，在这个时候，牧浩洋已经对战后重建有了极为清醒的认识。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三次世界大战确实有很大区别。比如，中国做为最主要的战胜国，不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而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几乎是用四十个盟国的资源打赢了这场战争。
事实上，这还不是最大的区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中的大部分成员国都遭受了战火荼毒，苏联、法国、英国与中国等国几乎都被战火摧毁，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各国都遇到了重建的巨大难题，而且最显著的就是经济上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帮助所有国家进行战后重建，恢复社会秩序。也正是“马歇尔计划”，帮助大部分受到战争毁坏的国家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恢复了元气，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战后时期，甚至帮助德国、日本这样的元凶迅速发展壮大。更加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确保了美国在大战之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不同之处在哪呢？
首先，东方同盟国集团中，遭到战火严重毁坏的国家并不多，即便是处在战区里的几个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所受到的毁坏也不是很严重，而真正算得上遭到战火荼毒的国家只有三个，即伊朗、叙利亚与约旦，其他国家的损失都不是很大。
其次，东方同盟集团在整个大战期间，经济运行相对正常，战争所造成的影响，除了使中国债务负担加重之外，基本上没有对主要国家产生太大的影响，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秩序都比较正常。如此一来，在战后需要解决的就不是重建问题，而是如何让经济秩序不至于因为战争结束而出现问题。
事实上，从经济层面上讲，这是最大的问题。
要知道，在战争时期，维持经济的就是巨额战争开支，而这笔开支，在本质上又是由中国承担的，其他国家所做的，只是为中国提供战争物资、同时收下中国的欠条。随着战争结束，中国的军事订单肯定会急剧减少，而那些依靠向中国出售战争物资的企业，必然会遇到大麻烦。
显然，中国要做的，不是鼓励生产，而是如何消化掉在战争时期爆发出来的生产力。
第三，“马歇尔计划”在后来演变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工具，或者说美国通过该计划建立起了一个围剿苏联的国家集团，即后来的北约集团。可是在这次大战结束之后，中国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哪怕是欧洲联邦，也不足以挑战中国的霸权地位，更不可能对中国的全球利益构成威胁。
要知道，在整个大战期间，东方同盟集团就只有一个核心国，没有第二个。
由此导致的问题就是，中国即便推出战后重建计划，根本目的也不是为了通过重建来对付某个潜在的对手。
事实上，后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反对把战后重建扩大到全球范围，更反对由中国承担重建义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这场战争已经在根本上确定了中国的霸权地位，因此中国没有必要搞一个全球性质的战后重建行动来巩固霸权地位，更没有必要让中国的纳税人为其他国家的重建工作买单。
这些区别，从根本上决定了，牧浩洋提出的重建计划与“马歇尔计划”并不一样。
当然，看上去，两个重建计划几乎如出一辙。
可以说，在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牧浩洋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战后重建，而且这份重建计划明显是在帮助战败国。
所幸的是，有一个人理解，而这个人就是黄瀚林。
到了二零五五年底，黄瀚林几乎全盘接受了牧浩洋提出的战后重建计划，也深刻认识到了帮助战败国重建的重要性。
也正是如此，在随后的东方同盟首脑会议上，黄瀚林打出了一系列的王牌，奠定了战后的国际秩序。
可以说，把黄瀚林在二零五六年六月底到七月初做的事情与牧浩洋提出的重建计划联系起来，就能发现，两者存在内部联系，甚至可以认为，正是牧浩洋提出的重建计划，推动黄瀚林在最后一次东方同盟集团首脑会议上，对战后的国际秩序提出了全面设想，并且最终得到了大部分盟国的支持。
看得仔细一些，就能发现，黄瀚林在这次会议上的很多提议，实际上都与牧浩洋的重建计划有关。比如，黄瀚林提出开发宇宙资源，建立国际空间站，并且以合作的方式在月球上建立殖民地，就是在消化巨大的生产力，让那些在战争期间生产军事物资的企业，在战后仍然能够获得足够多的订单，获得调整生产力的机会。又比如，黄瀚林提出用技术出口抵偿债务，就是在为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做准备。还比如，在美国的占领问题上，黄瀚林最后做出的承诺就与美国重建有关。
由此可见，“牧浩洋计划”的核心内容，不是使战后经济变得繁荣，而是要确保全球经济在大战结束之后，仍然能够正常运行，避免因为战时订单消失而引发大萧条。事实上，这也正是与“马歇尔计划”最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落实下来的时候，很多地方就与“马歇尔计划”没有什么区别了。
比如，在安置退役军人的时候，牧浩洋就鼓励其参加战后重建工作，并且想方设法的提供便利条件。
后来，中国出台了一项政策，即允许退役军人加入驻地所在国的国籍，帮助驻地所在国进行战后重建。这项政策，直接导致大约五百万中国军人在大战结束后的三年内，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且成为美国进行战后重建的主要力量。当然，这也与美国的国情有关，即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的人口性别比例已经严重失调，在将近八千万美国男性死于战争之后，女性占比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八。结果就是，美国在战后严重缺乏主要社会劳动力，急需获得新移民。
不管怎么说，牧浩洋推出的战后重建计划，绝对是文明的一大进步。(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显然，这也太高瞻远瞩了。
要知道，直到二零五四年底，中国军队才首次看到了取胜的希望，而在二零五三年底战况依然处于胶着状态。
只是，牧浩洋的提议，并不显得超前。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时黄瀚林肯定也有类似的想法，也肯定与牧浩洋商讨过战后重建的问题。
只是，在二零五三年，做这方面的准备肯定太超前了。
要知道，当时中国军队还在为夺取战略主动权而努力呢，国家产能全部放在军事上，根本不可能为战后重建做准备。
当然，做一些不需要耗费国家力量的事情，也并无不可。
二零五四年，牧浩洋就在战争部下设立了一个负责监管全国工业生产的部门，并且每个月都要做一次产能调查。当时，该部门主要是在为战争服务，即确保军事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杜绝出现产能浪费的现象。只是，该部门没有实际的调控权，只能向国务院的相关部门提供建议。
这个机构，就是后来的“战后重建规划处”。
虽然只是一个处级行政单位，但是其权力却非常大。原因很简单，“牧浩洋计划”的所有具体实施工作都由该处负责，而且不仅仅针对中国，还针对数十个国家，管理着多达上百万亿元的战后重建拨款。更重要的是，该机构还负责规划具体的重建项目，包括向其他国家提供重建资金。
到了二零五五年，牧浩洋已经对战后的重建计划有了较为明确的想法。
当时，他首先提出，除了根据各个盟国在战争期间所做的贡献确定重建援助方案，还应该以建立战后秩序为目的，即根据各个国家在战后新格局中的地位，来规划重建方案，并且以该标准为主。
事实上，这就是“牧浩洋计划”的核心内容。
只是，在二零五五年，能够接受这种提议的人少之又少。
可以说，当时连黄瀚林都认为，牧浩洋的想法太超前了，而且他也不可能在同盟国首脑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重建方案。
当然，还有一些更加严重的问题。
比如，巨额的重建经费从何而来？
要知道，中国是债务国、不是债权国，也就不可能以免除债务的方式，帮助其他国家进行战后重建。如果由中国承担重建经费的话，只会增加中国的债务负担，从而使重建变得毫无意义。
所幸的是，这些问题随后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事实上，正是战后重建问题，最终决定了对美国的占领方式。
当时，牧浩洋提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即这场大战与一百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很大的区别，因此由中国主导的战后重建工作，也肯定与当初的“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显然，在这个时候，牧浩洋已经对战后重建有了极为清醒的认识。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三次世界大战确实有很大区别。比如，中国做为最主要的战胜国，不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而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几乎是用四十个盟国的资源打赢了这场战争。
事实上，这还不是最大的区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中的大部分成员国都遭受了战火荼毒，苏联、法国、英国与中国等国几乎都被战火摧毁，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各国都遇到了重建的巨大难题，而且最显著的就是经济上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帮助所有国家进行战后重建，恢复社会秩序。也正是“马歇尔计划”，帮助大部分受到战争毁坏的国家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恢复了元气，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战后时期，甚至帮助德国、日本这样的元凶迅速发展壮大。更加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确保了美国在大战之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不同之处在哪呢？
首先，东方同盟国集团中，遭到战火严重毁坏的国家并不多，即便是处在战区里的几个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所受到的毁坏也不是很严重，而真正算得上遭到战火荼毒的国家只有三个，即伊朗、叙利亚与约旦，其他国家的损失都不是很大。
其次，东方同盟集团在整个大战期间，经济运行相对正常，战争所造成的影响，除了使中国债务负担加重之外，基本上没有对主要国家产生太大的影响，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秩序都比较正常。如此一来，在战后需要解决的就不是重建问题，而是如何让经济秩序不至于因为战争结束而出现问题。
事实上，从经济层面上讲，这是最大的问题。
要知道，在战争时期，维持经济的就是巨额战争开支，而这笔开支，在本质上又是由中国承担的，其他国家所做的，只是为中国提供战争物资、同时收下中国的欠条。随着战争结束，中国的军事订单肯定会急剧减少，而那些依靠向中国出售战争物资的企业，必然会遇到大麻烦。
显然，中国要做的，不是鼓励生产，而是如何消化掉在战争时期爆发出来的生产力。
第三，“马歇尔计划”在后来演变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工具，或者说美国通过该计划建立起了一个围剿苏联的国家集团，即后来的北约集团。可是在这次大战结束之后，中国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哪怕是欧洲联邦，也不足以挑战中国的霸权地位，更不可能对中国的全球利益构成威胁。
要知道，在整个大战期间，东方同盟集团就只有一个核心国，没有第二个。
由此导致的问题就是，中国即便推出战后重建计划，根本目的也不是为了通过重建来对付某个潜在的对手。
事实上，后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反对把战后重建扩大到全球范围，更反对由中国承担重建义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这场战争已经在根本上确定了中国的霸权地位，因此中国没有必要搞一个全球性质的战后重建行动来巩固霸权地位，更没有必要让中国的纳税人为其他国家的重建工作买单。
这些区别，从根本上决定了，牧浩洋提出的重建计划与“马歇尔计划”并不一样。
当然，看上去，两个重建计划几乎如出一辙。
可以说，在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牧浩洋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战后重建，而且这份重建计划明显是在帮助战败国。
所幸的是，有一个人理解，而这个人就是黄瀚林。
到了二零五五年底，黄瀚林几乎全盘接受了牧浩洋提出的战后重建计划，也深刻认识到了帮助战败国重建的重要性。
也正是如此，在随后的东方同盟首脑会议上，黄瀚林打出了一系列的王牌，奠定了战后的国际秩序。
可以说，把黄瀚林在二零五六年六月底到七月初做的事情与牧浩洋提出的重建计划联系起来，就能发现，两者存在内部联系，甚至可以认为，正是牧浩洋提出的重建计划，推动黄瀚林在最后一次东方同盟集团首脑会议上，对战后的国际秩序提出了全面设想，并且最终得到了大部分盟国的支持。
看得仔细一些，就能发现，黄瀚林在这次会议上的很多提议，实际上都与牧浩洋的重建计划有关。比如，黄瀚林提出开发宇宙资源，建立国际空间站，并且以合作的方式在月球上建立殖民地，就是在消化巨大的生产力，让那些在战争期间生产军事物资的企业，在战后仍然能够获得足够多的订单，获得调整生产力的机会。又比如，黄瀚林提出用技术出口抵偿债务，就是在为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做准备。还比如，在美国的占领问题上，黄瀚林最后做出的承诺就与美国重建有关。
由此可见，“牧浩洋计划”的核心内容，不是使战后经济变得繁荣，而是要确保全球经济在大战结束之后，仍然能够正常运行，避免因为战时订单消失而引发大萧条。事实上，这也正是与“马歇尔计划”最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落实下来的时候，很多地方就与“马歇尔计划”没有什么区别了。
比如，在安置退役军人的时候，牧浩洋就鼓励其参加战后重建工作，并且想方设法的提供便利条件。
后来，中国出台了一项政策，即允许退役军人加入驻地所在国的国籍，帮助驻地所在国进行战后重建。这项政策，直接导致大约五百万中国军人在大战结束后的三年内，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且成为美国进行战后重建的主要力量。当然，这也与美国的国情有关，即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的人口性别比例已经严重失调，在将近八千万美国男性死于战争之后，女性占比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八。结果就是，美国在战后严重缺乏主要社会劳动力，急需获得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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