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泥喘了口气，扶着腰慢慢地起身，挪来一只胡床给我。
  我坐在旁边，她接着扎茅草：“这家人最小的郎君去了朔方，遗骸留在战场上，因此要扎束茅草，做他的形象，招魂落葬。他们要得急，我立时就扎好，再来与你说话。”
  她脸上的沟壑很深，松弛的肌肤能叠成褶皱，干裂的嘴唇像绽开的伤口。中亚女人年轻时妩媚鲜丽，衰老却比汉女更快，只是妙泥的变化实在过于突兀，乍一看她稀疏的鬓发，会觉得她简直老得没有了性别似的。她的脸上，如今唯有一双绿眸，仍能让人联想到“胡女”二字所涵盖的那些美妙内涵和风流意蕴，但两只绿色的眼眸放在这么衰败的面容上，反而有一种无以形容的残忍，一种来自时光，又不止来自时光的残忍。
  她扎好了茅草，又要拿水和果子给我。我不想劳动她，她的腰背弯得让我害怕。但是，坐下来彼此相对，叙说各自的见闻，更让人害怕。
  可是，这种时候还能有多丰富的茶果呢？拖也拖不久的。她取了水，就到了说话的环节。我咬了咬嘴唇，靠痛感给自己加了点勇气，先问道：“舍因安好么？”
  我给人写家书的年月里，那个小女孩就已是市肆众人都知道的小美女了。鲜妍可爱的小女孩，是人间的瑰宝。她若安好，我就能多些心力支撑接下来的对话，她若不好……大概也就没有更坏的事了罢！
  “安好。”妙泥说，“丈夫死了，她回来和我同住。我丈夫也死了。”
  我也许该收回之前的结论。这难道不就是开元十七年的景象吗？她带着女儿，独自在西市奋力谋生。二十余年过后，两代男人都成了故事里的过往，挣扎求存的女人们继续茫茫地活下去。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诗人的控诉并不准确，女儿嫁的邻居到底还是男人，一样会在战火中埋没于荒烟蔓草。
  “你丈夫呢？”她问。
  “没死。”
  “那就好！”妙泥深深点头，迎着光的半张脸上露出个真心实意的笑容，另半张脸隐在暗处，看不清表情。她像是在咀嚼这个消息，咀嚼完了吞咽落肚，再总结似的重复一回：“那就好。”
  “我……”我犹疑着，挑拣要说的话，却又想吐血了。我拿出手帕捂住嘴，地动山摇地咳了一阵。终于从昏沉中抬起头时，我听见几个人在外面喊妙泥的名字。
  妙泥抱歉地看我一眼，扶着墙站起，颤巍巍地走了出去。我跟在后面，只见来的是几个汉子，嘈嘈地叫道：“你这胡女，去我家里凿纸钱，却窃取我娘子的钗子和镯子！”“将钱还来，不然我家就报官了！”“随我们去见官！”
  我怔住了，妙泥难道做了“凿钱人”？
  凿钱人就是制作纸钱的人。时人传说，若是在室外做纸钱，纸钱很可能被地府先行收走，失去效用，死去的亲眷便得不到了。反之，请凿钱人上门，在自己家的密室里制作，就没有这种隐忧。凿钱是世人眼中的贱业，而一个女人上门为人凿钱，多半更加遭人轻鄙。
  妙泥道：“妾身出入密室时，郎君的家人就在一旁，可以作证，妾身实不曾偷窃。”
  “你们胡人男女都爱说谎欺人，你说不曾偷，就当真不曾偷？”对方一口咬定她狡辩，“胡人没有一个好人，你们的心肝都是歪的！”
  只要有热闹，即使是凶肆门口，也不会少了看的人。四周很快挤了好几层人，后排的人们看不清楚，鸭子般伸长了脖子。看归看，没人出头。
  我咳了声，踏前一步：“刑部也好，大理寺也好，甚至长安、万年县衙也好，断狱要有人证、物证。你的家人与你乃是一体，做不得人证。既然人证、物证一应未备，怎好凭空到店门前来闹？”
  汉子愣了一下，声音更高了：“你是汉女，你为何替胡人说话？逆贼安禄山在陛下面前说谎，装作忠臣，这胡女在良民面前假作善人，偷窃财物，高鼻子深眼眶的胡人，上下都是奸恶！”
  “我在大唐四十年了……”妙泥颤颤地说。这个数字没能给她壮胆，她的声气里几乎有恳求的味道：“我在大唐的日子，比在故乡的日子还久，我是唐人啊。”
  “你们住手！”一个女子推搡着从人群中挤进来，“不准欺侮我阿娘！”
  舍因还是很美。她目光炯炯，护在妙泥身前，小时候那种乖巧柔软的情致，换成了小母狼一般的愤怒和警惕：“你们凭什么说我阿娘偷窃！”
  汉子不买她的帐：“你阿娘走了，我娘子的钗子和镯子便不见了，不是你阿娘，还能是谁！”另一个汉子端详舍因的容貌，眼睛一转，多了些猥琐的笑意：“胡人虽然可恶，但胡姬生得美，我看也可以免罪，只要……”
  “报官！此刻就去报官！”我指着他，“你们说她有罪，那我和你们一同去长安县衙报官！”
  报官当然是没有报的。我怏怏地回家，又坐在堂前看芍药。
  芍药还没开，但微小的花蕾变成了盈盈的花苞，盛在浅绿的苞片里，胖嘟嘟的有些娇憨，全无花中之相的威仪。“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我念诗，念着念着，胸腹又沉沉地疼痛。
  长安城北有宫阙和小雁塔，但南面除了大雁塔，视野里没有太高的建筑，稍一仰头，院墙上方就是终南山的翠色，似浓似淡的烟霭，嵯峨与柔缓相交替的山势，阴晴各异的峰峦，是一幅顶奢侈的连绵长卷。我望了一会儿，渐渐有些抬不起眼皮。